刘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 1818-1881), 美国民族学家和原始社会历史学家，《古代社会》作者。 ↩︎

“普那路亚”（punalua）为夏威夷普那路亚人（Pǔnalǔa）的亲属称谓，意为“亲爱的朋友”或“亲密的伙伴”。“一列兄弟——同胞的或血统较远的——……跟若干数目的女子（只要不是自己的姊妹）共同结婚”，这些女子互称为普那路亚。相反地，在类似的情况下，男子间也互称普那路亚 ##### 3. 氏族制的起源 当普那路亚家庭的婚姻形态经过人类的智能强化被确立为一个制度时，“使得自然的群婚团体转变为一种组织”，氏族的基础便应运产生了。同时这种婚姻制度也决定了世系必然由女系追溯：“这些姊妹与其子女，以及其女系的后裔，便是一个原始形态氏族中的适合的成员” 。综上，“氏族制即将这种团体……中的某些成员及某些后裔，在血缘的关系上组织成一个氏族” ³；氏族在其原始形态中有两个基本原则——同胞子女结婚的禁止与女系世系。 ↩︎

“这种团体”指“以母亲的姊妹关系为基础的团体”或以“同样结合原则为基础的”类似团体。 ↩︎

所谓求妻是指男子馈赠礼物给女子的亲属，但这只是形式上的，男女的婚姻是在男子求妻前已被双方母亲安排好的（不需要征得子女的同意）；由于进步程度的局限性，“野蛮人”也尚不知道何谓爱情，婚姻乃是建立在方便及需要之上，而非本诸爱情。 ↩︎

“自己”指男子。 ↩︎

《白虎通·号》：古之人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 ## 二、 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的过渡 由对对偶家庭形态的描述我们可以隐约看出这种家族是比较脆弱的，这种不稳定性决定了其必然会向父权家族过渡，而这个转变的根本原因是男子经济地位的增长——“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显著发展，男子在这些生产部门中逐渐居于主导地位，促成了原始公社组织和社会关系的变化，母系氏族社会逐步转变为父系氏族社会” 。这样说比较笼统，下面从经济的发展与婚姻和家庭形态的变化两个不同而又相互关联的角度详细地阐述这一转变的几个中间环节。 ### （一）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母系氏族的繁荣阶段，男子担负着农业生产过程中开辟土地谋取生产资料的劳动。随着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农业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于是男子作为主要的劳动力逐渐代替了妇女，成为了社会生产部门中的主导者，女子则同时被排挤转而从事家务劳动——私有制出现后这已不是公共的社会必要劳动了。由于男子参与社会生产劳动、妇女的劳动仅限于被当作私人事务的家务劳动，男女在社会生产和家庭经济中的不平等地位随之产生，这也决定了母系氏族制度必然会转变为父系氏族制度[^14]。 [^14]: 随着一夫一妻制、个体化形式家庭的出现，氏族制度也将瓦解，阶级社会随后产生。 ↩︎

即指至少动物（含人）能够辨认自己的生母，不会与之交配的本能。 # IV. 研究的态度 学习与研究总是要抱着一种格物致知的态度，它要求我们对一切已有的理论进行质疑。但是过分的怀疑又必然使我们陷入迷茫，因此做研究最好先整体接受一种学说的观点，将其作为研究的基础——这必然存留下诸多疑问，再在疑问的指导下阅读其他学者的著作，扩充知识体系，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见解。此文便是在马克思主义婚姻家庭发展观的基础上，结合前苏联Ю·Ц·谢苗诺夫等人的观点后完成的。 同时要提及的是，一些学者在铁证如山的事实下依然顽固地坚持马恩关于家庭发展理论的内容，这是不正确的。研究哲学不是要记住哲学家说了什么，而是要看哲学家是怎样思考的。马恩想传达给人们的信息是事物是发展的这一普遍规律，他们的叙述与例证资料必然受到时代的限制，其局限性总不可避免，把马恩的词句奉为圭臬恰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内涵，做学问也不应持这种态度。 # 附一：与X同学商榷 很抱歉拖了这么久才终完成这篇文章，这是因为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可参考的资料越来越多，而且我尚未看到有对我们讨论的这一问题的一份综合文论，所以只得自己去阅读学习、综合概括、现学现卖。由于资料繁杂，从中理出头绪再综合到一起并不是一件容易事，为了避免文章显得东拉西扯、七零八落，我在其中加入不少个人的理解作为穿插（文中凡是有“可能”、“或许”等副词多为主观理解）。既是个人的理解，我自然不能保证它深谙理论家的原意，所以这篇文章仅供你进行参考，请不要完全相信。 此文篇幅较长，希望你能够坚持看下去。我因担心简要地叙述会使你看不明白，所以大篇幅地详细叙述了家庭婚姻的发展过程，目的在于让你能够清楚地理解。若此目的得以顺利实现，则不枉费我这两个月的苦工。 行文中，我引用了其他书籍的原话有数十处，这实在是因发现学者们的语言已经相当精辟，删减则恐解释不清，转述又恐啰嗦累赘；这其中概述原意的段落，用“参见”二字表示，其余的则是对原文的复制。我之所以不将此文称为论文就是因为这里并没有个人的独到见解。 最后一点需要说明的是，近年来由于考古学上没有什么新的突破，纯凭猜想而总结的原始社会发展理论已经不再是民族学者关注的问题，更没有多少人去研究了。 ↩︎

“家庭”一词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译本的译法，该词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中译本里译为“家族”；国内相关研究书籍多采用前者的译法；本文为了统一，均采用前者的译法；另外，82年版的《古代社会》对各家族的翻译又有不同。需要说明的是，family一词的多重含义使翻译产生了差别，在上述书籍中作者想表达的意思应为汉语中的“家族” ↩︎

此为摩尔根认为的从对偶家庭到一夫一妻制家庭的过渡家庭形态，恩格斯没有将其独立作为一个家庭论述。 ↩︎

摘自《中国史稿》第一册，此书的观点是北京人处于原始群时期，但林耀华等著名社会历史学家则认为北京人处于血缘家庭时期。因后者是该领域的权威，故在此取其观点 ##### 2. 普那路亚家庭阶段 普那路亚家庭²，是以夏威夷人普那路亚的群婚制为代表的，它在血缘家庭排除了父母同子女存在性交关系的基础上，又排除了姊妹和兄弟的这种关系。 普那路亚家庭“是家庭结构的古典形式；这种形式后来又经历了一系列改变，它的主要特征是一定的家庭范围内相互的共夫和共妻，不过在这个家庭范围以内是把妻子的兄弟（起初是同胞的，以后便及于血统较远的）除外，另一方面也把丈夫的姊妹除外”。 普那路亚家庭的出现应该同血缘家庭出现的原因类似，也是由生产生活经验的积累使人对生育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而形成的习俗。在这一时期，婚姻规则排除了近亲的结合生育，使下一代的能力有所提高，有利于社会的生产与族群的繁衍。虽然群婚制终究决定了下一代同血缘家庭时期一样地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但它的产生意味着氏族的萌芽。可见，普那路亚家庭是血缘家庭向对偶家庭过渡的时期；“家庭发展史上的普那路亚阶段相当于社会史上的母系氏族公社前期”。 ↩︎

现在我们知道，父母双方的基因差异性越大（前提是同有23对染色体），其子女的智力越高、体制越好。 ↩︎

体质人类学上将人类的发展划分为早期猿人（早期直立人）、晚期猿人（晚期直立人，如北京猿人）、早期智人（古人）、晚期智人（新人，如山顶洞人）等阶段。 由于部落间存在频繁的战争，氏族中的男性总是在数量上少于女性的，然而随着氏族的发展，不许相互通婚的“兄弟”和“姊妹”的类别和数量日益增多，禁止血亲结婚的规定也就逐渐发展巩固起来，氏族中可与男子为妻的女子越来越少，直到禁止氏族内的一切婚姻，求妻只能到自己所属的氏族以外（通常是一个部落内部的各个氏族交互通婚）。这恐怕是最原始又是当时最有效的避免“劣生劣育”（遗传病）的方法，群婚方式从此消亡，对偶婚制正式形成，母系氏族进入了繁荣期。在这一时期，男子求妻⁴的办法一般是到妻方上门（或称服务婚）并从妻居，死后埋在自己氏族的公共墓地里。对偶家庭的基础建立在一男一女之间的配合之上（可以使子女确认其亲生父亲），婚姻关系仅保持到婚姻当事人所愿意继续的期间为止，即可以随意离异⁴。离异后，女子留下其子女和财产，男子不得对其有任何要求，且必须回到自己原来的氏族。有传教士曾记载，辛尼加部落的妇女有权招赘丈夫，当男子没有能力供养时，她便可以留下所有的子女和物品，“随时命令收拾起他的被盖，而自己滚蛋” ⁵ ，男子反抗的企图则会使他“很不舒服”……可见当时妇女在氏族中拥有强大的权力。此外，母系氏族公社的特征还表现在世系从女子计算；母系制下母系长老制（长老是氏族中最年长的女性）；共同的氏族名称和（女性）氏族祖先；共同的原始宗教和对母系祖先的祭祀仪式；子女归母方氏族且由其抚养等。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妇女发明并发展了原始的农业，“这就必然促成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形成全盛的以妇女为中心的社会形态” ：妇女在长期从事采集的生产活动中，摸索出了种植农作物的方法，弥补了狩猎食物不足的问题 ⁶；同时，妇女还负责领导人们从事原始的农业生产活动（通称为刀耕火种或锄耕农业）等。 ↩︎

笔者认为，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这可能只是当时男子的一种不自觉的意图，并不存在有强烈的目的性；而按照现代人的思路实现一次“革命暴动”在母权强大的时期也是根本不可能的。 [^16]: 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以足够的劳动产品换取妻子的方式（买卖婚）尚不可能。 [^17]: 瑶、傣等少数民族中也有类似的婚俗。 [^18]: 抢婚习俗是在对偶家庭时期出现的，一直延续了下来。 [^19]: 如今一些少数民族中仍存有“抢亲”习俗，但大多是形式化的行为：为了让年轻人知道娶亲不易，联姻的两家人特意安排小伙子约上若干同伴去“抢”。现苗、瑶、纳西、蒙古、彝族等存有此婚俗（参看《中国少数民族生育文化》）。 [^20]: 若姑家（舅家）本代无女则由下一代偿还舅家（姑家）一个媳妇。 [^21]: 佤族新谚：“盐酸树不种在草山，外甥女不嫁舅父家；若嫁舅父家，多灾又多病。” [^22]: 买卖婚与包办婚虽已产生，但其盛行则是在父系氏族公社确立之后。 [^23]: 又称顶两边，即夫妻在两家轮流居住，子女由两家依次分摊（瑶族婚俗)。笔者认为这可能是一种过渡形式，但《论母系氏族公社向父系氏族公社过渡的几个问题》一文认为居家方式的变化对应男子经济地位的增长（这是不可否认的），故未将此作为过渡的中间环节。 ## 三、 人与动物的比较 我们不禁会产生这样一个疑问，即何以人类社会能够产生母系社会而动物界却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母系社会并不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经历过的阶段？由于前文叙述了母系氏族是在特殊的婚姻形态下必然产生的，因此有人便以动物作为对照物否认“人类性生活的这个初期阶段”，以免去人类的这一“耻辱”[^24]。而恩格斯为我们解释了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之处 。 恩格斯认为，首先用其他动物界中的事实作为例子是不足为据的，因为动物同人类的区别很大；其次与逐渐增多发展的人类相比，我们的近亲——类人猿“毋宁说是一种正在逐渐灭绝的，至少也是处于衰落状态的脱离正规的旁系”（而大猩猩和黑猩猩也在以为数不多的数量活下去)，所以拿它们的家庭形式同原始人类的家庭形式相提并论也是不可取的。不过这种说法只是从表象上的推断，缺乏科学且强有力的论证材料（连恩格斯本人都说人类对类人猿的了解甚少），难以服众。 虽然如此，恩格斯的一个观点依然值得注意，他认为雄性动物都有本能的嫉妒心理，它们只允许雌性有一个丈夫，这样使动物的家庭[^25]和群体对立起来，这种对立在某些场合下会削弱，尤其在交尾期间会趋于瓦解。我们且沿着恩格斯的思路继续思索下去：一方面人类是没有固定的交尾期的动物，那么其在任何时期都处于雄性的嫉妒心理较弱的状态；另一方面如若人类排除了嫉妒的本能，那么人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婚制便都是可能的了。如今，我们有比恩格斯时代更丰富的生物学理论成果，我们可以设想人类在进化的过程中从遗传基因中排除了决定雄性之嫉妒的基因，导致了人类特殊的社会形态。这种说法固然很好地解决了人与动物的差异问题，然而因其又恰符合备受争议的社会生物学的理论[^26]，恐怕更难以使众人接受。 [^24]: 由于《圣经》中记载人类最早的婚配方式是一夫一妻制，所以宗教维护者就同不承认进化论一样，坚决否认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曾出现过“杂乱性交”的阶段。 [^25]: 这里特指一夫一妻的家庭。 [^26]: 社会生物学试图依据群体的各种参数关系以及由物种遗传结构所产生的行为在受到制约的情况下预见社会组织的特征。社会生物学理论认为，人类的社会行为与社会结构是由基因决定的。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为种族主义者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为众多学者所唾弃。 # III. 对主流看法的质疑 随着近年来中国的学术正在逐渐开放，国外一些有关于人类婚姻家庭发展的新理论也被相继引入。由于时代的局限性，摩尔根的学说在交通便利、信息技术发达的今天看来存在许多问题，在此有必要对主流看法进行质疑与批驳。 首先，主流理论的例证缺乏可信度，论证也不符合科学要求。摩尔根的理论是他本人通过长期在北美印第安人易洛魁部落中生活，对那里的社会制度和生活习俗进行总结概括得来的。不过易洛魁人早已处于氏族社会，摩尔根的理论中关于早期社会形态那一部分的例证都是从美洲传教士口中听得的，而并非出于研究者本人的亲自调查，这不符合科学的考察要求[^27]。毛泽东曾说：“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事实证明，摩尔根的理论依据确实不可靠——“现已查明，夏威夷群岛上存在的婚制和家庭形态是对偶婚姻和对偶家庭”，摩尔根显然是受骗了，“这些传教士们的证词是远离现实的” 。再者，正确的探索研究方法应该是先取材，再作结论，即从充分的调查材料中经过自主思考获得个人观点；但马恩二人是在已有的理论框架下向内不断填充材料，这种论断方式是缺乏科学性的。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哲学观点之一为“事物是发展的”，其发展规律是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这个规律对生物与社会的进化都适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进化理论以及达尔文的进化论恰巧填补了马恩在社会历史与生物学上的空缺，因此受到了他们的重视与肯定，并被其充分借用。 摩尔根等人的理论还存在一个问题，即在论述前先默认了一个假设：“我们可以说：人类的经验差不多都是采取类似的路径而进行的；在相同的情况中人类的需要基本上是相同的由于所有人人类种族的脑髓的机能是相同的，所以人类精神的活动原则也都是相同的” 。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摩氏理论才有其普遍性。但事实上，面对同一个问题有许多种解决的方法（如古代中国建筑多为木制而古代希腊则以石头为料），只要两群人类在发展过程中有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有别，就会导致之后在制度与习俗上的一系列差异。从这点来说，摩尔根的原始社会发展理论是存在论证错误的。 具体到理论当中，有许多人对血缘家庭提出了质疑 。连恩格斯也不得不承认：“血缘家庭已经绝迹了，也找不出它的一个不可争辩的例子来。”可他又紧接着说：“不过，夏威夷的亲属制度（这种制度至今还在整个波利尼西亚通行），使我们不能不承认这种家庭一定是存在过的。” 我们知道，摩尔根根据马来亚的亲属制[^28]推论出在人类婚姻发展史上曾经有过血缘群婚阶段。但是后来国外学者的通过深入的调查，发现那里的婚姻形态在欧洲人到达之前已是对偶婚制且正在向一夫一妻制过渡，氏族社会已经瓦解，社会发展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这样看来，如今没有任何资料能够证明存在过血缘家庭——很有可能，人类历史上从来就没出现过这样的婚制家庭。 另外，根据现代人对一些非洲狩猎民族[^29]研究的结果，传统上认为的“狩猎采集生活方式一定相当粗糙落后、一定充满着斗争、不断的游动生活是由食物短缺所致的”等论断是错误的。现已查实，这些人能够有把握地直接得到足够的营养食物，严重的食物短缺或饥荒并不常常发生；在付出相同劳动的情况下，他们甚至可以比“先进”的农耕者获得更多的食物；不断的游动既能够保证随时都有取之不尽的食物又能够避免相互争执以及疾病的传染。 可见狩猎民族的生活方式并不粗糙落后，人与自然界之间也并不存在冷酷无情的斗争，女性的采集所得与男性的狩猎所得相比并无更多的优势，断定血缘家庭婚制的变化是“出于生计”的说法也存有质疑，关于母权来由的推定也只能从其他的角度去证明。 既然血缘家庭的说法已不能立足，那么马恩二人推测之前还有的原始群时期便是更需要斟酌的了，而“在这里只有母权能够起某些作用”的说法也只是个猜想。儿子娶了母亲继而又生育子女的事几乎都是神话传说中的故事（如古希腊神话中乌剌诺斯娶其母该亚为妻生下提坦），他虽然可能反映了一定的历史，但是终究不足为据。从今日的科学研究成果来看，原始群时期人类曾经历过的毫无限制的性交应当是的不曾存在过的。首先，在不可辩驳的基因研究结论下，我们都必须承认人猿是近亲，有共同的祖先，那么人类最初的性关系形式应当同猿类无甚区别。而在所有的灵长目动物中，惟有黑猩猩的群体与生理结构更接近于人类，我们可以从黑猩猩的生活中追溯到早期人类的一些交配状况：根据珍妮·古道尔数十年对非洲黑猩猩的细致观察，我们得知黑猩猩母子之间是绝对严格地遵循着不相交配的原则。类似的，早期的人类也应是在遵循着同样的出自生物本能⁷的原则，只有排除母子间的交配，才符合生物的进化逻辑。 由此，“血缘家庭排除了异辈婚配”的说法便无法成立——我们完全可以想象“野蛮人”能够辨认生母但无法分清辈分，进行不同辈分的杂交的情况。阿昌族的婚制为我们提供了鲜活的实例：“选择对偶时，可以娶比自己辈分大的，也可以娶比自己辈分小的，如表侄可娶表姑，表叔娶表侄女……” 。如此，要论“人类的两性关系第一次有了限制”也只能是禁止同胞兄弟姊妹的婚配而非异辈婚配。 那么从上面所述最原始的排除母子交配的婚配形式到对偶婚制出现前，婚姻形态可能存在着怎样的过渡形式呢？国外学者认为，这一阶段实行的是“两合外婚制”（又译“两合氏族群婚”），顾名思义，即是两个氏族群体之间（家庭外的）进行的群婚；在这一阶段的后期，相对稳定的性伴侣才开始出现，原始的杂交开始向对偶家庭过渡。前文已提到，早期的人类是以群为单位进行共同生产与平均分配的，但是在交配时期成年雄性为争夺雌性的斗争会使群的组织解散，这样生产就不能继续进行，人类就会饿死。由此推想，要想保证足够的食物，就必须保证生产；要想保证生产，就必须群居；要想保证群居，就只能禁止一切性行为；禁止一切性行为，则必然导致人类自身的生产停止——可人类的数量却分明在增多！所以要同时满足保证生产与保证自身繁衍两个条件，就不可以使食品的生产与两性间的性关系在同一群体内部进行，解决的办法是：群体内部进行生产、与其他群体进行交配（即排除了群内婚配）。显然，这一理论将物质资料的生产与人本身的生产分离开来，动摇了马恩认为的在人类生产初始时物质资料的生产直接决定着人本身生产的观点。 不仅在这一方面，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关于家庭社会进化的理论如今也开始受到了人们的质疑。马恩认为，家庭社会的形态是由低级到高级逐渐发展的，低级的形态是那种无限制的杂交，最高级的形态则是一夫一妻制。但是随着社会发展导致的人们性观念的逐渐解放，人类将会面临一系列的问题：一夫一妻制是否也限制了人类的性爱自由？若是限制，人类则有可能回复到群婚状态，那么这是社会的前进还是倒退？那时，群婚到底是高级的还是落后的婚姻形态呢？有人将婚姻双方的关系划分为统治关系（过去的婚姻多是如此）与伙伴关系，在伙伴关系的情况下，同性恋的产生则是合理的，现在西方的一些国家已将同性恋合法化就是人类性观念解放的表现。依照心理学的理论，现代人能够将“性”与“爱”区分开来，一个人可以有其他性伴侣但是只有一个爱人（如克林顿的莱温斯基事件）。这样，群婚就是有可能重新出现的。另外，现代的人类逐渐认识到了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反对人为造成的环境污染。一些学者认为，原始的刀耕火种才是最贴近自然、符合生态规律、有利于环保的生活方式。众所周知，新事物取代旧事物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支柱之一，如果未来的人类又重新选择了最自然的原始式生产方式，我们则应将之归为先进的新事物还是落后的旧事物呢？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要看到摩尔根、马恩等人理论的积极作用。本人认为最重要的一个，是他们的理论沉重地打击了保守的宗教势力。巴特勒特（Bartlett）博士在其关于传道事业的著作中对普那路亚家庭时期的群婚状态进行了描述：（Sandwich群岛上的）“土人们所具有的羞耻之心，几去动物无几。一夫有多数之妻，一妻有多数之夫，并彼此随意交换” 。基督教的经典认为人类最初的婚姻形态就是一夫一妻制，因此西方传教士进入非洲见到不同的婚俗后便称其是淫乱无羞耻的杂交，进而不把土人当作人看待（诺亚方舟里的动物尚且还是严格的单偶制），以致后来无数的黑人被当作奴隶贩卖。马恩等人告诉众人，人类婚姻的一夫一妻制是经过了“无羞耻”的杂交阶段逐步发展形成的，这其中渗透出一种肯定人人平等、反对种族歧视的进步思想。 [^27]: 科学的调查方法要求调查者必须亲自深入被调查对象中生活一定时间得到一手材料，不能道听途说。 [^28]: 即是恩格斯所说的“夏威夷的亲属制度”。 [^29]: 研究对象包括：刚果（金）的姆布蒂人、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布须曼孔人（lkungBushmen）、坦桑尼亚的哈察人（Hadza，亦称肯迪加人kindiga）。 ↩︎